赵曜:开拓社会主义新道路——新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标志着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基本得到解决。中国从此改变了社会发展方向。之后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就要找到适合本国国情、快速高效持续发展的道路。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奋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新中国60年取得的最伟大成就，是新中国60年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875年，马克思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中间需要有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1953年，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我们党以“两个务必”、“进京赶考”的精神状态，从事新中国的建设。其中，最有意义的总体性工作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前提条件，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毛泽东历来主张独立探索，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缺乏建设经验。所以，他还是主张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因此，我们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有苏联模式的烙印。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自己揭开了盖子，我们的实践也证明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为诫”，独立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开始长达20年的艰辛探索。其中，既取得很大成绩，又出现重大失误。在探索初期，毛泽东作过两次重要讲话和召开了党的八大。被称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中国道路与苏联模式的10个不同。《中国体育彩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探理论化，并且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两次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形成比较系统的思路。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大跃进”遭致重大挫折之后，毛泽东要求全党认真读书，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过反思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形成的基本轮廓是：

——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针对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畸形发展，毛泽东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比例，强调多投资轻工业和农业，后来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作出农轻重的建设安排，把它当作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二是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针对苏联工业主要集中在欧洲领土的某几个地区和我国工业过去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缺乏经济发展的合理布局，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必须充分利用，内地的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以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三是坚持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针对苏联军事开支过大，影响经济发展，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指出国防不可没有，国防建设必须加强，但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实行工业化，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只是第一步。更高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的大潮。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有一个不断规范和不断丰富的过程。最早于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到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将其调整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实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针对苏联和我国的某些经济学家害怕和反对商品生产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批评这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赞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还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利用它教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苏联严控文化工作，常用行政方法管理学术，给不同学派粘贴政治标签，强制推行一种学派而禁止另一种学派。如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导致摩尔根学派难以生存。这样做，势必损害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我国，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苏联的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根据这种认识，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现存的医院，用巴甫洛夫的药来医治百病。对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走向繁荣。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百家和一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但不是普通的一家，而是具有指导地位的一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双百”和“二为”的关系。“双百”是方针，“二为”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方向。方针服务于方向，“双百”必须为“二为”服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分析未来社会将经历第一和高级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列宁通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多级发展过程，即大阶段中存在小阶段。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短暂阶段而不去进一步划分细小阶段，并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论断。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书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比较清醒的认识。

——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去解决自身的矛盾和困难。自力更生并不是排斥外援，而是要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外援，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我国制定了不受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受某个社会主义大国左右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恩来依据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从而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此，必须处理好5个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管理体制上，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中央权力过大，地方权力很小，不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下放中央的权力，让地方拥有更多的权力，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党和非党的关系。这里说的“党”是指共产党，“非党”是指民主党派。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只有执政的俄共（布）。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三是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苏联模式重视国家、集体，忽视个人利益，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四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民族政策强调，汉族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加强民族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吸取这个教训。五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苏联长期搞大党大国主义，从不提出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正确处理上述关系的意义就在于，“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这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支撑，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作出的最大理论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的。作为唯物辩证法大师，列宁也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上个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曾经分析苏联社会矛盾，使用过“内部矛盾”（指工农之间的矛盾）和“外部矛盾”（指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但是，在1936年以后，他却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的。受此影响，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运用矛盾论的思想全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毛泽东是透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第一人。他着重分析了两种矛盾：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与旧社会不同的是，两者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个论述比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说前进了一大步。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从本国情况出发，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自觉地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样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强调要严格区分和用不同的方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苏联肃反扩大化悲剧重演。实际上，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大量的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性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有助于从根本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上述9条概括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轮廓，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所以说没有突破，是因为苏联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基本点仍然存在，如所有制结构的纯粹公有制，管理体制的单一计划经济，以及封闭式发展等。我们只是在这个大框架内，结合中国实际，作出一些重大调整和修补。没有突破，不应归咎于某个人，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认识。即便如此，坚持走这条道路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开采大庆油田，原子弹、氢弹爆炸，发射和回收卫星，建成多座长江大桥，修建成昆铁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都是在这个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左”的干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没有一以贯之地走下去。“大跃进”冲击了这条道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条道路。尽管这条建设道路并不很理想，也不十分成功，但是，探索者们所作的努力，为后人开辟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架设起坚实的桥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力开辟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社会进步事业。建成社会主义，需要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在当代中国，成功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起点，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6年10月，经过华国锋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此后徘徊前进的两年中，对于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出现了继续走社会主义老路、改走资本主义旧路和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不同主张，说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前进还是倒退的历史转折关头。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引导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顺乎历史潮流、代表人民意愿作出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里明确提出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这段话包含几个要点：一是现代化建设。它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离开中国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这是基础和出发点。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不行。只有“结合”，才能成功和胜利。这是指导原则。三是走自己的道路。基本精神是鼓励大胆探索和开辟新路。这是核心和根本。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扎根当代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主题和落脚点。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依据上述原则，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他们坚持毛泽东正确的，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又有许多新的创造，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发生重大失误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许多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2]。通过新的实践，逐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标志，一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振兴中华的千秋大业。二是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中国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制改革，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意义，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革命，但就其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并不亚于革命。其目标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讲过，我们也一直坚持，不是新创造。1979年3月，邓小平把它们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重申，称之为四项基本原则，在历史新时期具有重大意义。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表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和框架中进行的，从而保证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上述三项基本内容，以十三大通过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13年的实践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推向21世纪，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先后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特别是苏东剧变导致那里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严峻的形势挑战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采取若干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根据邓小平中国体育彩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提出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这是我国发展走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三是党的十五大和以后的一些会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突出标志。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新贡献，概括起来：一是坚持科学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实质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把发展引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二是坚持和谐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中国体育彩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三是坚持和平发展。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把中国人民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走的道路，称作和平发展道路，并且表示坚持走这条道路，说明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一条既有利于中国又有利于世界各国的“互利双赢”的光明大道。这些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七大总结30年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实践，精辟阐述和准确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概括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联系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4个层面。一是党的领导。现代社会普遍实行政党政治，国家建设由执政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奋力开辟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二是核心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其形象化表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才有条件发展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事业。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其次是坚持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依托；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活力源泉，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两个基本点是一个中心的两个支柱。归根结底，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而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三是发展内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地拓展和深化：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个文明建设，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它反映了我们党能够更加自觉地把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四是目标指引。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连续提出更加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全方位地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总括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毛泽东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奋力开辟的，江泽民、胡锦涛不断拓宽的道路。这是一条能够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走这条道路，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倍，世界排名由第11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美国、日本。中国人均GDP也由1978年的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在这个基础上，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综合国力上了大台阶。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持续扩大。新中国60年的成就，已经超过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士，称赞和看好“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惊叹中国的发展正以“最快速度”改变着世界。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大发展也出现一些负面问题，如各方面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一些党政干部腐败、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加大反腐败力度，就是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既不走老路即回头路，也不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6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81～282.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