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谭谈

  袁杰伟

谭谈现在长沙、贵州、云南、海南等全国各地到处栖，给人感觉是四海为家、潇潇洒洒。就像一位仙人，到处留下足迹，可你没办法摸出他的活动规律。

我认识谭谈很早。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认识”，而且是“我认识”，而不是说“谭谈认识我”。

那是一九八四年上半年，我在娄底师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班上的“诗人”左持（现为双峰县作协主席）悄悄地告诉我：“谭谈和肖育轩到了娄底，在地区文化局，我们下午去玩玩。”当时班上搞文学创作的，也就是左持和我。左持的诗歌激情粗犷而狂野，直接向中文科一个师姐表白，他的诗也大多是写给这位师姐的，这成了我们每晚寝室卧谈会口味最、最热辣的话题。他跟当时很火的同样诗的银波等人玩得热乎，文坛信息比我灵通。我和左持还一起拜访过当时《涟水》编辑部的杨梅生，从他那里得到了两本免费的《涟水》杂志。我和另一个同学蔡再身（新化三中高中同班，在师专比我高一届）等先后两次拜访过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安鹏翔。安鹏翔当时刚刚发表了《上级明天来检查》，我们不知道最后写的“电话铃声又响了”是什么意思。安鹏翔说：意味着刚刚应付完这一次检查，明天又有新的检查到了。我和蔡再身恍然大悟。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学去拜访安鹏翔去的时候，是带着电影票去的，我们想请他看场电影。安鹏翔一再谢绝，我们却执意邀请，要他别讲客气。最后，安鹏翔只好把话说直：“我是管电影这一块的！”我又一次恍然大悟，那两个女同学也跟我恍然大悟了一次，我们这才没有执意的邀请了。

也许因为这些活动，后来我收到地区文化局寄来的一封信，邀请我加入娄底地区文学促进会，这应该就是娄底市作家协会的前身。当时会费是4元钱。当时我的生活补贴是19.5元，而且发的全是是饭菜票，没有现金。饭菜票也远远不够当时正长身体的我吃，为了吃饱，男生经常到女生那里“打秋风”。我就没有加入。

到文化局的家属楼敲响门之后，开门的正是我们在报上见的谭谈，粗壮的身材、虎头虎脑、厚厚的嘴唇。

里面一个上了年纪的糟在一嗒一哒地抽着烟，我们知道，那应该是肖育轩。

他们并不认识我们，但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感到突兀，也并不拒绝，而是热情地把我们往里面让。这套房间明明是家属楼，但当时应该是用来作内部招待所用的，所以并没有人住家。

房间里共有五六个作家。我们表明我们的大学生身份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以说。其实也想到要说什么。我记得福建的一个诗人写过，他每天都到鼓浪屿去，到那里干什么呢？发呆！他觉得到鼓浪屿发呆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当时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到名人之间发发呆，听他们开开玩笑、吹吹牛皮、斗斗嘴皮子，这就是非常美好的事了。我们听着他们讲一些我们要懂不懂的事，感受他们相互之间的谐趣，甚至也有嘲讽谭谈没有学历的玩笑。我们觉得很有趣。

俗话说：仆人身边无伟人。距离太近是会破坏损美感觉的。从文化局出来后，我悄悄地对左持说：“作家原来也这么普通呀！我觉得跟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没有什么区别呀！”

左持笑道：“你可别小看他们，我们努力一辈子，能混到这样子就是祖坟冒烟了！他天天醉几两酒、抽两包烟，十天半月写一篇文章出来，这就是潇洒！”

我是个懵懂少年，对左持的话听得似懂非懂。我不得不佩服，左持确实懂事比我早。而今，我早已超过了谭谈当年的年龄，应该也超过了肖育轩当年的年龄，我和左持都远远没有混到谭谈、肖育轩这个样子。

左持这个狠毒的远见！

几天后，我们得知要在文化局开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会，长春电影制片的贾力生导演与会。谭谈以及娄底地区的一些作者参加了。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左持这次没有去。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文坛真的很开放，像我们这种在校学生也可以参加这种高规格的会议。

三年前，谭谈和我一同应邀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做“作家的社会责任”的主题讲座。在418华天共进午餐的时候，我向谭谈回忆起这个往事。谭谈脱口而出：“是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贾力生参加了。”我的师妹、活动主办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副校长石潇纯感概道：“你那么早就跟谭主席了，怪不得你进步快！”

1987年上半年，我已经在新化参加工作了。有一天我听说谭谈组织了一批著名作家到冷水江搞活动，又正好是星期天，我便赶到冷水江去参加活动。

上午在谭谈等开会的地方，有几十个文学狂热者在外面等。他们都比我年长，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交谈着、兴奋着。他们都认识谭谈。谭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年长的大哥还把我向谭谈介绍。谭谈很友好伸出他那温暖的手掌跟我握了一下，我又一次有见到真人的激动。

在冷水江总工会的大礼堂内举行了一个大型的见面似的讲座，其时身份为冷水江市委副书记的谭谈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地作为主持人向大家一一介绍。有莫应丰、韩少功、骆晓戈、叶梦等，还有一个当时写了一本《堂堂男子汉》的矮个子作家，这个人后来当了广东花城出版社的社长，名字我是想不起来了。由于名字和书名形成强烈的反差，谭谈一介绍台下就笑了。最热烈的出场是水运宪，他当时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正在热播，谭谈介绍到他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尖叫声一片。

第二天上午在冷水江市新华书店签名售书，真是热闹，拥挤的人们还没有排队的习惯，但是欢声笑语一片。那真是文坛盛事啊。据说，后来他们还到了新化华新瓷厂，与新化的文学爱好者见面。那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呢？那时候，当一个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当一个变成过铅字的文学爱好者，是多么光荣啊！

再次见到谭谈，是2006年的事了。那时候我在娄底从事媒体工作，我要出一本杂文集，想请谭谈写个序。娄底的文坛前辈、有娄底文学界“满爹”之称的安鹏翔积极为我张罗，介绍我与谭谈相识。满爹带我去到谭谈下榻的娄底宾馆与谭谈相见，谭谈正与几个娄底的文友在打三打哈。我平时基本打牌，但三打哈还是打过。便一起玩了起来。我真的是个楞头青，一点也不知道让着点，把我打哈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至，一老是当“包头”，老是包成功了，一晚上羸了谭谈一百多元钱。

后来，谭谈为我的《第三只眼》作了序，标题是《勇敢地说着》。这个标题真的很好，道出了我写杂文、时评时的状态。2007年在娄底新华书店搞了首发签售仪式，社会反响特别好。一些不常见面的朋友都打电话说我成了娄底的“名人”。

从此，算是与谭谈真正认识了，见面的机会也开始多了起来，在长沙相见，他也能向身边的文友介绍：“这是娄底报社的”。后来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只是偶尔把“袁杰伟”叫成了“袁伟杰”。每次见到谭谈，我都觉得格外亲切，有如沐春风之感。与高尚的人见面，不会有任何压力，只觉得亲切。第十次文代会时，有一次我与谭谈、梁瑞郴坐到一起吃早餐，这时有文友过来跟谭、梁两位主席热情打招呼，并要求合影留念。但照相的时候，有意把我“剪掉”。谭、梁两位主席看了后说：“一起照，一起照，这是我们的娄底老乡！”

我们熟了，我也到过谭谈在娄底湾田的家，陪谭谈到楚英学校进行过文学交流。很多人都以认识谭谈为荣，不管是搞文学创作的，或者不是搞文学创作的，都引谭谈为自己的朋友。甚至双峰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著名作家谭谈的朋友”。一个作家能有这么多朋友，这是作家人格的光辉在闪亮！

正像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一天就跟八千多人握了手，手都握肿了。罗瑞卿建议主席不要握了，毛主席说：人家把手伸给我，就是看得起我毛泽东呀。最后没办法了，才改为拍拍手。这是毛主席伟大人格的光辉在照耀！

谭谈不会看轻任何一个人，他永远是那么朴实。

前年夏天，谭谈应邀到八本堂作文学讲座，我听了觉得非常真实、亲切。他到娄底三中作讲座时，我知道会是差不多的内容，还是赶着去再听了一遍。娄底本土作家书屋揭幕的时候，谭谈也来了，身着穿着一件湖南卫视的文化衫。我和几个文友都忍不住发笑。

谭谈不看轻基层的文友，也不看重高层的文友，都是一视同仁。2019年12月12日，谭谈的晚晴书屋开张时，谭谈托涟源作协邀请我参加，那天从长沙开来了一辆大客车，谭仲池、王跃文、梁尔源、石光明、周克臣、梁瑞郴、水运宪、游和平、纪红建、陈慧芳、方雪梅、肖欣、娄成、王杏芳等一大批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都来了。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时，嘉宾位排位时，王跃文并没有排在最尊位，而是排在了一边。谭谈笑着说：“我们按年龄排，所以，厅级干部只能靠边坐了！”跃文主席和大家一起诙谐地笑了。

2020年11月5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邀请谭谈和我一起作“作家的社会责任”的讲座。我感到荣幸而惶恐：我的名字怎么可以与谭谈并列，一同作为讲座的主讲？主办方给我的荣誉，也实在太高了。我想，如果换了一个人，知道是与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同台作讲座，他也许会拒绝的。但谭谈欣然接受，那天，谭谈用3件事阐述了作家的社会职责：一是毛泽东文学院的建设，二是爱心书屋的建设，三是老农活动中心的建设。这3个文化工程都是谭谈亲自发起、筹备，历经波澜曲折完成的。如今，毛泽东文学院已举办21期中青年培训班和多个专题培训班，1000多名中青年作家接受培训，其中不少人成为湖南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十几个作家爱心书屋滋润了无数农村青年的心田，成为我国最早的依靠社会力量开办的“农家书屋”；“老农活动中心”也成为老农和各界人士的文化阵地。谭谈是真正的履行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的。我怎能与之相比？

我曾经提了一个建议：设立谭谈文学奖。这个提议出来后，文友反响十分热烈。我但这件事能够成真！也祝愿谭谈主席越活越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