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尽处是苍生

游宇明

社会是一棵大树，我们每个人都被安排在相应的枝桠上。属于我的“枝桠”有两根：一根叫大学老师，一根叫作家。这两根“枝桠”我都喜欢。因为当老师，我天天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打交道，心理上很青春，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由于做作家，我能够跳出学校这个象牙塔，感受社会的五光十色。回首自己的人生和写作生涯，欢喜与愤怒、得志与失意都变得淡然，唯一留下的是对岁月流逝的感叹。

一、石头与青草中的童年

1963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甘棠镇松家村（原山斗公社松家大队）游家排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名宇明，字祥生，号建平。父亲叫游求昌，是石匠，他经常性的工作是帮集体或私人取石料、砌磡、打屋脚、洗石磨，以此获取报酬。父亲是个聪明人，他学的是石匠手艺，却能干木工，比如自己修理农具、门窗、衣橱；还能做篾活，菜箕、背篓、篮子都织得不错。母亲叫唐桂英，娘家在涟源市荷塘镇一个叫塘湾的地方，那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家门前还有一条白练似的小河，村里的土地旱涝保收。她因为一场包办婚姻来到我的老家，帮助父亲支撑门户。

老家海拔有七八百米，属于湘中山区，村子三面是石山，只有东面是土山，没有河流，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天旱时连吃水都成为问题。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妹妹，加上父母，全家七口人，小时候生活虽然有些困难，但父母总有办法让我们过上比周围村民稍好的生活。一年每人总要做一两身新衣，姐弟、兄妹五个读书，没有谁欠过学费。要知道，那时候学费虽低，但村民的收入同样很低，一个班二十来个人，欠费的就有一半，老师急了也会在课堂上发火，那些欠费的同学灰溜溜地趴在桌子上，目光不敢直视老师，可怜得很。我家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原因很简单：父亲能干而又勤快，他从不浪费生产队分配的搞副业的指标（那时我们那儿出外搞副业是轮着来的），一轮到自己，立马开开心心外出做事。他在柳州修过铁路，在冷水江建过煤矿，在辰溪砌过电站。十里八乡有人建房子请他打屋脚，他总是将活干得又好又快，父亲因此在当地很有名气。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女人，打石头赚的钱，除了必不可少的个人花费，每一分都会交到母亲手里。我十一岁那年家里建房，欠了两百来块钱，父亲去外面做了十来个月的石工就将所有的欠帐还清了。父亲在家时也是个好把式，犁田的技术是村子里最好的，他犁过的田平坦如镜，绝不漏水。生产队每年种两季稻子，几乎所有稻田都是父亲犁的。犁田虽然辛苦，工分却比做别的事高些。我的母亲也很会持家。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支出，她从不乱买东西。那个时候常有人挑着自家树上结的桃子、梨子来卖，价格并不贵，我们想吃点水果，无论怎么缠，母亲都不肯松口买。我们对某本连环画发生兴趣，磨破嘴皮，母亲也很少答应。当时我们做儿女的非常生气，觉得母亲小气、不爱我们，现在想来，那恰恰是母亲的大智慧。要知道，家里就那点钱，天天有七个人吃饭，假若开支安排得不合理，就会有断顿之虞。在基本的物质生存与更高的物质、精神期望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活着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的童年生活与大自然联系得很紧。我成长的年代农村实行生产队体制，稻田和绝大部分旱土都归集体，小孩儿整天没什么事。我吃了饭就去周围的土山里采蘑菇、摘草莓、在草地上打滚、用竹节或麦笛做口哨。那时我特别喜欢捉好玩的虫子。蝗虫有一双长着深刺的漂亮大腿，抓了，我会在其大腿上绑石子，然后看着它艰难爬行的样子哈哈大笑。凤壳虫（一种有甲壳的能发出叫声的黑色昆虫）有一对电扇般转动的翅膀，捉了，我一定会用线系着它的腿，它想飞走，又摆不脱线的控制，只能嗡嗡叫着上窜下跳。萤火虫的尾巴会发光，我晚上一捕就是十多、二十只，捕了就丢进盖上凿了孔的玻璃瓶里，然后故意关了家里的灯，用它们照亮。萤火虫的光很暗，用它们照明一点也不现实，但我就是喜欢那种新奇的感觉。现在想来，如此对待虫子其实是虐待了它们，但当时的我们确实没有这样的意识。

二、“邮递员来了”

1972年3月，我上了松家小学。小学没有校舍，只能借用村民的堂屋。堂屋的墙壁上挂一块黑板，再在砖块之上架起几块长木头，各自从家里带去一把凳子，一间教室就算布置完毕。我读书没有书包，母亲便将家里的帆布包改了改，就成了我的书包，这个包很大，与我小小的个头很不相称，于是每当我出现在学校门口，总有同学喊“邮递员来了”、“邮递员送信了”。我虽然很不喜欢这种包，却不敢开口叫母亲买新的，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我读小学那会不大懂事，看到长得漂亮的女同学，总要撩上一两句；碰到不喜欢的男同学，一定会干上一仗，因此，一个星期上六天课，起码有三四天会被老师在放学后留下来教育。老师留我的目的是要让我生出畏惧心，我心里也明白自己做得不对，但总是管不住自己，到了第二天又依然故我。所以，我小时候成绩不错，但老是当不上“红小兵”（即后来的少先队员）。直到四年级，违犯纪律的情况少了，我才系上红领巾。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班上倒数第二个。

1977年9月，我考上了本公社的初中——桃林中学。学校的教材非常浅显，语文基本上是报纸上的时文，物理学的居然是打稻机之类的东西。“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左的惯性还在，最初一年，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学农劳动”。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家时被父母宠着，做事不多，因此每搞一次“学农劳动”，手上必是一排排黑红的血泡，痛得就像锥子在扎似的。不过，劳动也是一所学校，通过吃苦，我体会到了父母养家的不易，也学会了珍惜读书的机会。

小学和初中时代，我特别喜欢读小说，只要哪个同学有，我会想尽办法去借，比如用玩具或小人书交换，比如帮助他看牛或割草。母亲极力反对我看这种“耍书”。在母亲心目中，语文、数学、化学之类的书是老师提倡的，期中、期末考试也要考，这是“正书”，读得越多越好。小说、连环画等等，读得再多，也得不到好分数，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也不能怪母亲，母亲只读过小学二年级，不懂得知识面越广学得越好的道理。父亲对这种事照例是不关心的，他16岁开始做石匠，对砌磡、打屋脚、洗石磨之类的事情很在行，于赚钱养家特别有兴趣，但对子女读什么书，他似乎缺少了解的热情。在父亲的意识里，孩子读书有老师操着心，用不着他一个半文盲指手划脚。不过，无论母亲怎样穷追猛打，我总有办法对付她。第一，她在家时不看，她出去了就看，反正父亲是我的天然同盟军，姐姐、妹妹各有各的事。第二，平时不看，放牛时再看。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给生产队放牛，每天早晨与下午各放一次，记三分工，初中还是这样，因此获得了大量看耍书的机会。因为喜欢看小说，我小学、初中时的知识面明显比其他同学广些，作文也写得比较生动活泼，这为我成年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小时候，母亲在农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讲故事。她读书不多，却有文学天赋，可以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她给我们讲过“红毛野人”的故事，有几个小女孩不听父母的教导，轻信别人，结果被冒称外婆的动物吃掉，这是教我们学会认识人的；她也给我们讲过结巴姐妹的故事，有人来相亲，结巴姐妹故意掩饰各自的缺陷，结果一个个出了丑，这是教我们做人要真诚。母亲的故事虽然多半带有教育意义，却启蒙了我最初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1979年9月，我进入高中，最初读的是位于山腰上的山斗“五七中学”。学校离家里十多里路，每天都是两头黑。更要命的是学校师资奇缺，教物理的居然是个只有文革时的高中学历的民办教师，有时连基本概念都讲不清楚，还爱给学生起外号。通过亲戚的关系，我转到十几公里外的双峰八中读文科。双峰八中那一年在我的生命中有极大的意义。这个学校与我原来就读的“五七中学”比起来，除了数学等少数学科旗鼓相当，其他学科老师的教学水平明显高出一截。我像一条干渴的鱼一下子投奔到广阔的大海，浑身都是蹦蹦跳跳的劲头。我进这个班之初是班上的十来名，期中已跃居第五名，期末已稳居第一名。到了第二学期，除了次把小考是第二名，其余所有考试都是班级第一，高考时我的成绩高出重点大学线十多分。

三、文学“处女号”

1981年9月，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后改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校背靠巍峨的岳麓山，怀抱清沏的桃子湖，面朝烟波浩淼的湘江。桃子湖离体育馆与学生宿舍不远，春天，岸旁的柳叶嫩嫩黄黄，像极了幼鸭的羽毛；秋天，总有一些白色的鸟儿一飞而过，像我们无邪的青春……那时的河西还是一片郊野，稻熟季节，晚上萤火虫闪闪烁烁，蛙声此起彼伏，江中渔火隐隐约约。岳麓山是中国四大观赏枫叶的名胜地之一，每到秋天，那些铺天盖地的枫叶像是朝霞将一座山染得红亮亮的，我们看一眼就会心醉。学校的办学历史也颇悠久，源头是建立于1938年的国立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师范学院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划出文理科，以原来的国立师范学院的师资为基础，成立湖南师范学院。这样的大学很合我的口味。我的历史成绩挺好，高考得了89分（百分制），在我就读的那所普通高中，算是创了一项记录，我最初想学考古，觉得考古又神秘又浪漫。高中时，我小说读得少了，对文学的兴趣不如小学与初中，但因为报志愿时，我将汉语言文学写在前头，于是进了中文系。中文系有许多出色的老师，叶幼明、吴容甫、李维琦、吴启主、张会恩、杨安崙等老先生的课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每次上课都像过节一样。再说，文学本身也很有趣味，小说有吸引人的情节，散文、诗歌有感染人的意境，我对文学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了。大学四年，课余时间，我基本上呆在图书馆。上当代文学课时，一些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老师在课堂上还未开讲，我已在最初发表它们的报刊上读过，有的还做过详细的读书笔记。那个时代，文学正被人顶礼膜拜，无论写什么作品都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日里夜里，我梦想当诗人、作家。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1983年6月《湖南师院报》上的诗歌《修路》。6月的一天，我们班搞了一次公益劳动，参与修建岳麓山上山的道路，我颇有些感想，回到寝室，立即写出了这首诗。《修路》变成了铅字，我特别高兴，对写诗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描述：“那时我的‘大作’开始频频出现在公众场合：校报、学生自办的油印刊物、县报、公开发行的诗刊……有时半夜里灵感来临，我会一骨碌爬起来，就着走廊上的灯光唰唰地写起来。尽管有的诗现在看来幼稚得象小学生作文，但当时的我却把它看得象世界名著一样珍贵。大学四年，我用诗泡了自己三年。”1985年第5期《诗人》（吉林省作协主办的刊物，即后来的《青春诗歌》）发表了我的诗作《无题》，这是我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标志着我正式走上文坛。

四、我的乡村“人文学校”

之所以要在这个地方插述有关家规与亲情的内容，是觉得在我最初的成长过程中，它们对我人文素质的养成起了关键作用，在数十年里决定了我的为人处事，也影响着我写什么、怎样写。

我的父母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家庭教育极其重视。小时候，父母就给子女定了若干家规，一经违反，严惩不贷。“游氏家规”没有成文，总结起来，不外这样一些条款。一是不能说假话。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必须说真话，不准撒谎。那时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实事求是告诉父母，往往没什么事，假若用谎言刻意掩盖，事情暴露后必遭一顿痛打。二是不能偷东西。在我们家，偷盗被视为巨大过错，孩子们没有谁敢去碰这条红线。父母的理论是：习惯是一步步养成的，一个人从小小偷小摸，长大后很难收手。相反，如果小时候不要别人的东西，长大后便可走正路。三是不准赌博。父母说：赌博的人家庭十个有十个不和，家财万贯的人没有一个是赌来的，赌得倾家荡产的倒是多得是，双手做事比什么都靠得住。四是不准“做大”。所谓“做大”，就是傲慢，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父母说：人都有所长，你不要以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相反，倒是可以用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短处，让自己做得好些。人一“做大”就不会进步，别人也会瞧不起你。五是待人必须有礼貌。平时见了人，无论大小都须喊，对长辈要叫“叔”“伯”“姨”“舅”等，不能直呼其名。客人来了，要满脸含笑地让座、泡茶，走的时候要挽留，送人至少得送出门前的地坪。与别人同桌吃饭，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

父母极爱我们，宁可亏待自己也不愿我们吃太多的苦。读高中时，学校离家里有三十多里路，父母每月给我送一次钱粮。那个夏天的周末，我正在教室里上课，父亲来了，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纤维袋，满脸的汗珠，蓝色的衬衣泛着盐白，也不怕人笑话，就这么憨憨地站在窗外，使劲朝我招手。我向老师告了假，领父亲进了我的寝室。父亲把肩上的米放到地上，给了我十五块钱，又从纤维袋里掏出满满一瓷钵他亲手炒的腊肉交给我。那时家里每年就薰二三十斤腊肉，这点肉要陪一年的客，要准备过节，父母又极少买新鲜肉，一家人平时很难吃到荦菜，但对于读书的儿子，父亲却显得格外大方。吃中饭时，父亲反复叮嘱我伙食不要太省，也不要惦记家里。下午两点钟，父亲匆匆地走了，走到门口，又象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把手中的八毛钱塞在我手里。我想拒绝，因为十五块钱已足够我用一个月，可还没来得及张口，父亲早已火箭般跨出了学校的大门。我考上大学时母亲才告诉我：那八毛钱是父亲的车费，给了我之后，父亲用疲惫的双腿整整走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其中大半是山路。

母亲也一样爱着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刚分田到户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几个女人合伙养蚕，母亲的任务之一是每月去县城送一次蚕丝。那个周末又是母亲送蚕丝的时间，由于我就读的学校座落在家乡通往县城的道路旁，按照惯例，母亲送完蚕丝后，都要在学校吃一顿饭，当然饭菜是由我事先买好的。那天我照样早早地买好了饭菜，可是等啊、等啊，就是不见母亲下车，一直等到下午四点钟，母亲才到学校，原来是卖蚕丝的人太多，母亲耽误了一些时间。我连忙把饭菜端给母亲，一向斯文的母亲这回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之后，母亲从身上掏出一个半斤重的月饼递给我。因为家里没钱，我很少吃过月饼，那份高兴自不必提了，我啃了一口月饼，又觉得有点不对劲，掰一半给母亲，母亲说什么也不接。我的眼角不自觉地盈满了眼泪，四十多公里的路程，母亲宁可饿着肚子回来，却舍不得在路上吃一口给儿子买的月饼，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母爱啊！20世纪90年代，我曾将这些感人的细节都写进了我的作品。

五、写着写着“花”了心

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娄底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1986年3月，该校并入娄底师范专科学校（即后来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1986年8月，我与当时在邵阳一家国企工作的蔡玉芳结为夫妻，几年后有了女儿小雪。扩招前的大学老师不必上太多的课，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因此我也继续着写诗的爱好。20世纪90年代末，我已在报刊发表了100多首诗歌，内心突然产生一种困惑：我在写诗，谁在看诗？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变得有些“自我”，莫名其妙的“现代派”诗、毫无诗意的口语诗大量充斥诗坛，读者比以往少了。我觉得自己应该转一下轨，写写散文、随笔。我在大学教书，学校有个很大的图书馆，阅读报刊很方便。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天天跑图书馆，目的有两个：一是看哪些报刊发表散文，一是看报刊需要什么样的散文，然后将掌握的信息记在随身带的本子上。1997年1月至1999年2月，我在《散文》《湖南日报》《羊城晚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100多篇，年均70来篇。1999年3月，我买了电脑，2002年上了网，我的创作更是水涨船高，每年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转载作品300篇以上。迄今为止，我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4000多篇作品，三分之二是散文。文章写得多，又希望全部发表，都用本名不合适，因此有了各式各样的笔名。这些笔名有的是自己起的，有的是编辑安的，粗粗统计，有方子、方于月、方梓、老游、阿明、娄底人等，其中方子是本名之外用得最多的。

写作渐入佳境，得到的奖励也就多了起来。散文《生命之灯》获《中国教育报》“全国首届杏坛杯校园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无特等奖）；随笔《舍弃造就的高峻》获《深圳青年》爱迪尔珠宝“关爱”征文特等奖。这些年，我获得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励超过一百项，有报刊奖，有政府奖，也有作协、文联的奖项。

初写散文时，我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转载这个概念。1999年12月3日《新闻汇报》转载了我发表在《爱情婚姻家庭》上的随笔《一个妻子半个妈》，算是开了个头，自此，我每月都有作品被文摘报刊选用。我写的第一篇真正有影响的散文，是发表在1999年10月20日《中国妇女报》的《给自己一片悬崖》。文章发出不久，2000年第1期《青年博览》予以转载，接着，《读者·乡村版》《青年文摘》《新闻出版报》等十多家文摘报刊也相继转载，作品还入选《智者麦芒》《沉香百瓣》《且歌且行》等散文集。2000年3月29日，我在《三湘都市报》发表《让心灵站立》，此文被《青年博览》《中国剪报》《今日文摘》《读者》《学习之友》等两百多家报刊转载，进入湛江等地的中考试题，应该算是我第二篇较有影响的散文。

我第三篇被读者广泛关注的散文是《只能陪你一程》。某日，有个朋友来看我，说是从刊物上看到别人抄我的文章，特地告知一声，让我特别感动。朋友晚上离开时我想送送他，他执意不让。我以这段经历做引子，写了一篇散文《只能陪你一程》，发表在2002年10月《青年心理》创刊号上。没想到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先是《读者》卷首语转载，后来是《文摘报》《畅销书摘》《中国剪报》《文萃报》等300多家报刊转载，2004年10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第10套节目“子午书简”栏目播发；2007年12月，《读者》杂志将此文视为创刊28年来15篇经典作品之一，选入“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朗诵。文章还入选香港2007年会考中文试题。如果非要说什么“成名作”的话，这篇或许可以算。

此外，我的《你穷的并不是尊严》《耶鲁的底气》《有效期限》等大量散文都曾被报刊转载，有的还被省级电台、中央级电视台播发，并入选《名家名篇精短散文》《影响人一生的文章.感悟生命》《名家名篇经典阅读：爱的诠释》等颇有影响的散文选本，以及《语文课外阅读》《初中语文自读课本》《报纸副刊学》等大中学文学教材。《怎样的“水土”才养人》《科学家的另一双翅膀》《你永远拥有两个世界》等十几篇作品被各地中考试题或高考模拟试题选用。兴许由于我在散文上下了点功夫，在读者中口碑不错，出版社估计给我出走市场的书风险不大，2002年9月出了唯一的自费书《给自己一片悬崖》之后，我其余的书，比如《情思盛筵》《只能陪你一程》等，都获得了“公费”出版的机会。

说到读者对本人散文的喜爱，还有个动人的故事。2006年7月份，台湾一位老先生跟大儿子一起来云南旅游。有天，白天在玉龙雪山看完张艺谋导演的《印象丽江》，其他人都去看丽江夜景了，他有点高原反应，一个人留在官坊酒店。在酒店一楼客厅（我理解应该是大厅——游注），他随手拾起一份2003年第12期的《青年文摘》，被卷首的《有效期限》深深吸引，当即将文章抄了一遍。回台后，发现抄的那张纸不见了。后来老先生硬是凭着记忆将这篇文章重新打了出来，做成PPT发表在网上。从“百度视频”读到此故事，我真的非常兴奋，没想到一个台湾读者会这样喜欢我的文章，更没想到老先生愿意花那么心血做PPT。作家的生命是在读者中的，只有读者喜欢你的作品，只有读者愿意继续阅读你的作品，作家的存在才有意义。

六、意料之外的人生“石头”

   1996年，当时的中文系领导觉得我平时表现不错，推荐我入党。早在几年前，培训部就已安排我参加学校党校的学习，后来我进入中文系，培养单位也就换了。遵照系领导的意思，我再度写了入党申请，系里党支部开了党员大会，全票通过了我的申请。没想到报到学校的时候，没有被批准，而且还是唯一没被批准的。后来有知情人告诉我，本来我也会被批准，但与我有个人恩怨的某学校领导在会上说了我大串的不是，事情就这样转了向。

   第二年，我申报副高职称，当时省职改办只要求申请者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我也发了一篇，而且还附上了历年来发表的二十来篇文学作品。自以为条件很过硬，没有去找人，结果那些条件不如我但找了人的评上了，而我这个不知道要拉关系的却名落孙山。

这两颗挫折的石头对我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入党受阻，让我觉得社会对官员的权力制衡非常重要，否则，某些官员便可能以权谋私。评职称不顺，使我感到国家必须大力反腐败，不然，社会就很难有公正，正直的人就会遭受委屈甚至磨难。

七、杂文，我注定会遇到的爱侣

   2000年，我已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诗歌、小说，而且此时省级报刊也开始出现对我作品的评论，比如2000年第10期《写作》就发表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运抟先生的文章《情节的和谐与充实》，热情肯定我发在同一刊物的小说《情人节的礼物》。江西的《读写月报》亦在题为《让风儿吹动你的船帆》（过水笕）的评论中，论及我当时的散文创作。本来，我可以沿着既有的路子走下去，但两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在杂文上用心：一是初次写的杂文被1999年8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清风文苑”刊用；一是杂文《盯盯另外的人》被2000年10月《杂文选刊》转载。1999年8月以前，我从未写过杂文。有次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西部某县以县财政困难为由，一年多时间砍完一片原始森林，而肩负保护森林使命的林业检查站居然只要盗伐者交钱就可放行。我再次感到权力腐败之可怕，内心充满愤怒，当夜写成一篇杂文，第二天就将它寄给《中国纪检监察报》。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文章就登出来了，这在非网络时代，速度是惊人的。我的第一篇杂文发表得如此顺利，其实是与我以前大量写过诗歌、散文、随笔分不开的，已有的写作实践锻炼了我的角度意识与语言技巧。享誉天下的《杂文选刊》转载《盯盯另外的人》，更加强了我写好杂文的信心。那时，杂文的发表阵地很多，《科学时报》有“观点争鸣”版，《中国文化报》有“每周关注”版，《雨花》有“世象漫弹”栏目，《三湘都市报》有“湘韵”版，《潇湘晨报》亦有“精神操练”版，《杂文报》也特别红火。写了杂文，稍稍修改一下即可变成铅字。记得2000年5月，我一个月就收到过50多份省级以上报刊寄来的样报（刊），其中10多份样报（刊）登了杂文。

2001年8月6日，我唯一的叔父在广东曲江一个水电工地溺水遇难。工地的住宿条件极差，人住在山中用木头搭成的棚子里，洗漱只能在棚子旁边的一个大水库进行，没有丝毫安全设施。施工方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老板的哥哥是当地乡政府的官员，老板态度极其强硬、粗暴，处理此事的派出所所长明显站在施工方一边，一条人命只赔了5000块块，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为叔父讨得公道，激愤之下写了《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一文。文章在2001年8月29日《三湘都市报》“湘韵”头条发表后，立即被《杂文选刊》等数家媒体转载。同是在这一年，因为有感中小学教育的某些僵化思维，希望社会变得真诚、务实，我创作了《真诚的世俗》，发表在2001年11月22日的《南方周末》。这篇杂文后来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读者》《视野》《中外期刊文萃》《书摘》《报刊文摘》《各界》等三百多家报刊予以转载，至今不息，还被《2001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等多种知名图书收录。

用心播种必然带来硕果满树。十多年来，除了散文继续在全国遍地开花之外，我的杂文频频见诸《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北京日报》《杂文月刊》《杂文报》《雨花》《四川文学》等深具影响力的媒体，并大量被《读者》《杂文选刊》《书摘》《中外文摘》《澳门日报》《成报》《侨报》《新华侨报》《先驱报》等海内外报刊转载。入选《读者人文读本》《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中国杂文百部》《世纪初杂文200篇》《对话—<杂文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声音》《中学生必读杂文100篇》等杂文界公认的权威图书。2000年开始，连年进入漓江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的全国性权威文学年选。2005年1月《杂文选刊》隆重推出“游宇明新作小辑”；2010年10月，它又刊出对本人的长篇专访：“为了承担而前行——游宇明访谈录”；此外，《杂文选刊》还多次在综合性评论中，将我作为1949年后中国第三代杂文家的代表作家给予高度评价。2011年3月18日《城市晚报》“读史”、2012年6月1日《青岛日报》“文摘”，都为我做过文史杂文专版。2014年6月13日《杂文报》“名家风采”发表专题评论《繁华素心游宇明》，对我的生平与杂文创作进行评介。名刊《四川文学》“杂文笔丛.杂文精选小辑”的定位是“回顾杂文大家的经典优秀作品”（副主编卓慧女士语），它在2015年第3期以六个版的篇幅推出“游宇明杂文精选小辑”，我也因此成为被该刊重点推荐的全国四十位杂文家之一。2015年5月《疯狂作文.高中版》做了中国体育彩票我的专访：“记述独特的发现”，向全国高中师生推荐我的杂文。本人的杂文代表作《耶鲁的底气》《哈佛的“绝招”》《梅贻琦的操守》《术道之间》《局内人与局外人》等等深受读者喜爱。后来，我成为《读者》《特别关注》《格言》《幽默与笑话》等杂志的签约作家，获得娄底市作协副主席、娄底市民盟文艺委副主任等几个小萝卜头衔，与我杂文上的成绩不无关系。

八、梦里中了一个彩

   2013年8月，韬奋基金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2012年度）》，我的历史杂文集《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榜上有名，成为当年被推荐的35种优秀文学书（含文学理论书）之一。这个推选活动是公益的，没有时下常见的商业色彩，书目又经读者与专家共同决定，具有相当的公正性。从报纸上看到这个名单，我非常高兴。

   《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的出版纯属偶然。2011年5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社胡畔编辑在天涯博客与我联系，说想跟我聊一聊，我加了她的QQ。胡女士告诉我：她在报刊读了不少我写民国文人的文字，觉得挺好，想给我出一本书，是拿版税的。当时我颇犹豫。不出吧，会错失一个机会。要知道，自费出书，我必须事先支付数万元书号费、印刷费，出来后得到处推销。出版社给我出，不花一分钱，还有几万块钱版税。两相对比，高下立见。出吧，我手头只有50来篇文章，8万多字，编辑说这本书裸字至少要20万，还差一半多。胡女士鼓励我说：没关系，选题报上去走流程需要一段时间，你5个月之后再交稿吧。我说：好！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那几个月，教完课，我天天沉浸在民国里，读的历史书在案头堆成了一个小山包。10月份，我如期交了稿。大约半个月后，胡女士告诉我：书稿不错，老总高度肯定，准备按畅销书标准开印。

2012年1月初，书进印刷厂，因为碰上年关，2月份才出厂，一上市，便有大量的好消息。先是著名作家岳南先生所作序言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接着，凤凰网将此书推荐为2012年第7周十大好书。随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团结报》《吉林日报》《南方日报》《河北日报》《杂文月刊》《杂文报》《杂文选刊》《书屋》《文汇读书周报》《宁波晚报》《钱江晚报》《海峡导报》《台湾好报》等60多家知名纸媒纷纷予以评介，时间延续四年之久。《读者》《特别关注》《读书文摘》《新华每日电讯》《爱你》《文萃报》等报刊先后转载书里的作品。读书界对它评价很高。岳南先生认为，此书“把民国时代看似寻常的事重新发掘、展示出来，以期让读者在新的现实和语境中得到启发和教益，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中重塑失落的民族之魂。”唐宝民先生说：“游宇明……在书写这些民国人物的时候，不是单纯停留在轶闻的层面上，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地。”段慧群女士说：“游先生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字让读者产生一些痛感，唤醒读者改变历史痼疾的愿望与决心。”倪正芳先生认为：这是“一部追求好看的书”、“深度思考的书”。2015年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

九、你看你看杂文的脸

在自传的尾部，我想谈谈自己理解的“杂文面相”。杂文是批判的文学，它首先必须盯紧权力。我在《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不守规矩的权力就象小偷》《公权与私恩》等杂文中，表现了对权力私下运行的深深忧虑。未来的中国应该具有这样的政治生态：一是社会规则公平合理；二是权力公开透明；三是暗箱操作的人付出足够代价。我们的经济已经越来越开放，市场经济培养了我们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的理念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意识。以良好的制度制衡生性喜欢扩张的权力，让老百姓有尊严地生活，是为政者的一种责任。

其次，杂文应该针砭某些落后的社会习俗、文化观念。社会习俗也好，文化观念也罢，有促人向善的，有教人作恶的；有催人奋进的，有让人堕落的。对前者，我们要大力歌颂；对后者，我们要痛加抨击。在《集体性势利》《中国式迷信》《国人的公共意识》等作品中，我对势利、迷信、不讲公益心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解决的路径。

杂文家还需要天下视野与悲悯情怀。无论一个人强势还是弱势，富裕还是贫穷，只要他遇了委屈，我们就要仗义执言，以此唤醒公众的良知与理性，让社会充满人性的温度。其实，一个真诚的杂文家与慈善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做的是物质的慈善，前者做的是精神的慈善。

结语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与鼓励，比如岳南先生、李夫泽教授、胡志泽先生、聂旭东老弟、陈绍晚先生、姜素红女士、汪金友老师、李利忠编辑、胡意如女士、向继东先生、李庆英主编、倪正芳博士、胡畔编辑、周彪先生、邵瑛女士、杨亚杰老同学，限于篇幅，我没有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但心中怀着同样的感激。没有朋友们的无私支持，我的写作之路不可能如此顺利。

文学创作一如爬山，爬了一座高的，一定还有更高的，就算你登上了最高的珠峰，还有比你以更智慧的方式登顶的人。它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一个作家不到死的那一刻，永远都处在“现在进行时”的状态。贝利有言：我踢得最好的球，是下一个。亲爱的读者，请您耐心等着我出彩的一刻。

(原载《走近杂文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8月版)